张赞臣（著名医学家）

　　张赞臣的人物生平

　　张赞臣(1904～1993)字继勋，晚年自号壶叟，江苏武进人。祖育铭、父伯熙精于外、喉科。张氏幼承家学，16岁随父来沪，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后转读于上海中医大学，师从谢利恒、曹颖甫等诸名家。民国15年(1926年)毕业后，悬壶沪上。精内、外、妇、儿、五官各科，尤以外、喉科见长。执教于中国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并与同学杨志一、朱振声等创办《医界春秋》杂志，担任主编，刊行11年。还先后创办上海国医讲习所、中国医药研究所等。民国18年春，国民政府卫生部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废止中医案，张氏联合上海中医药界奋起抗争，3月17日全国中医药学界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推举谢利恒等5人赴京请愿，张氏任随团秘书。

　　张氏提倡弘扬中医传统特点，汲取现代医学之长，临床治疗参用现代医学诊断手段，总结临床经验采用现代认识和方法，医道益精。首创“舌下经脉诊察法”，创制“金灯山根汤”、“养阴利喉汤”、“前胡玉屏汤”及外用“喉科牛黄散”、“银硼嗽口液”等多种喉科验方。

　　解放后，历任上海市中医门诊部副主任，市卫生局中医处副处长，上海市中医文献研究馆副馆长，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委中医专业委员会委员，上海中医学院耳鼻喉科教研组主任、教授。被选为上海市中医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第五、七届人大代表，上海市第一、二、四、六届政协委员。晚年主编《中医喉科集成》巨著。撰有《中国历代医学史略》、《中国诊断学纲要》、《张赞臣临床经验选编》、《咽喉病新镜》等专著10余种及医话、养生、临床总结等学术论文数十篇。

　　张赞臣的学术观点

　　张氏为人诚笃，治学严谨，既重视前人根据临床实践总结之理论认识，又能在自己处方遣药的经验基础上，不断提高与发展。对于中医喉科古代文献，他十分推崇《尤氏喉科秘书》(尤乘著)、《喉科指掌》(张宗良著)、《喉症全生紫珍集》(朱翔宇著)、《重楼玉钥》(郑梅涧著)等书，认为它们是喉科较为重要得参考文献;对于疫喉方面，他又认为《白喉全生集》(李伦青著)、《白喉症治疗通考》(张孟勋著)、《喉科白腐要旨》(许佐廷著)等是治疗白喉的善本;《疫痧草》(陈耕道著)、《疫喉浅论》(夏春农著)、《喉痧正的》(曹心怡著)等是治疗喉痧病症具有一定价值的参考书。 在强调对于中医喉科应很好予以继承的同时，张氏并不受前人学说的局限，又能根据临床治疗效应，提出自己的学术见解，不仅在发扬中医喉科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且对于后学者也具有相当的启迪作用。

　　一、重视整体，着重肺胃。

　　认为咽喉病症虽属局部又是人身整体的一部分，因此，一旦咽喉发生病患，势必影响及于全身，在治疗上务必根据具体病症考虑到整体的变化，采取相应的疗法;如果只看到局部症状的表现，而不照顾全身的变化，要想在治疗上取得理想的效果是很难实现的。但是，张氏又认为：既然咽喉病症发生于局部，无论是何种病因、何种病症，在诊察病情时都不容忽视局部病变。而对局部病症的治疗，又应着重于肺、胃二经。因为“喉主天气，咽主地气”，分别为呼吸之要道，饮食之关隘,故与肺、胃两经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为此，凡诸咽喉病症属于热毒为患者，则以清泻肺胃热毒为法，创“金灯山根汤”(挂金灯4.5～9g、山豆根4.5～9g、白桔梗3～4.5g、牛蒡子4.5～9g、射干3～4.5g、生甘草1.5～3g)为主方：凡属阴虚火旺之症，则以养肺胃之阴为法，创“养阴利咽汤”(南北沙参各10～20g、百合10g、白芍9g、天花粉9g、射干5g、枯梗4.5g、生甘草2.5g)为主方以治之。以上两方临床应用，屡建殊功，充分证实了张氏理论的正确性。

　　张氏虽治重肺胃，但又十分重视中医“辨证求因，审因论治”的原则，如对某些咽喉症属于“肝火郁遏”者，则施以清泄肝火之法，属于“心火上炎”者，则投以清降心火之药。咽喉诸症,昔有三十六候、七十二症之说。张氏认为“咽喉之症，其证虽繁，总归于火”。其所以作如此断言者，主要依据乃是咽喉诸证多有色红之候。由于咽喉色红又有深、浅之别，故其火亦应有虚、实之分。张氏认为：“咽喉红肿胀疼痛者，多属热毒壅盛;其色暗红、痛而不剧者，多属阴虚火旺之症。”在咽喉色红之处，张氏对出现红点者，称为“小瘰”;出现丝状赤脉交叉者，称为“哥窑纹”。他并认为“哥窑纹”粗而鲜红者，为虚火与实火相参;纹细而色暗红者，属虚火。“小瘰”生于咽前及底壁，有结节而色红高突者，为火盛;细而色红者，为虚火上炎;若其形大，斜视之有如水晶泡状而透明者，大都为挟湿之症。在咽喉色红之处，热毒炽盛、咽喉红肿疼痛者，往往兼有痰涎壅滞，出现痰热之症，在治疗上通常以清热化痰为法，而张氏则认为多系热炽火炎、结于大肠所致，在治疗上务必抓住时机，运用攻里通腑之法。因为如能及时通利大便，往往能取得上病下取、引热下行以及釜底抽薪之效;否则，应通而迟疑不决，而邪火不得下泄，咽喉红肿之势终难消除。至于在具体运用通下法方面，张氏又每因病症各异而采取不同措施，约而言之，有如下四种：(1)通下泄热法，主要用于发热炽盛而大便干结之症;(2)通下涤痰法，主要用于肺胃火升、痰热壅盛而大便干结之症;(3)通下平肝法，主要用于肝火郁结、腑失宣通之症;(4)滋阴通下法，主要用于阴虚火旺，咽痛、肠燥之症。由上可见，张氏所用通下法均直接或间接与泻火泄热有一定联系。特别是张氏在运用中能灵活掌握、通常达变，故能得心应手、效如桴鼓。

　　二、泻而防弊，务护正气

　　正气为人之根本。张氏对之极为重视，在治疗过程中特别强调要注重维护正气。他对热毒炽盛、咽喉肿痛之症，固然主张必须选用清热解毒、泻火利咽之剂，但又同时指出应予顾及脾胃。即使平素脾胃健运功能正常者，张氏也认为使用苦寒泄热之品，必须中病即止、不宜过服;若是脾胃虚弱者，更勿纯用苦寒，唯恐邪热尚未根除，而中焦已先受损，胃气一败，后天失调，从而有碍康复。对于通下法之运用，张氏认为虽可荡涤邪热、克奏捷效，但如应用不当，诸如药不对证、病轻药重等，则每能损伤正气、消耗阴液;其为阴虚喉痹者，尤应注意，即实热结于阳明，易于化燥伤阴，亦不容忽视。盖阴液之存亡，对于病情之转归，至关重要，所谓“留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机”，虽为治疗温热病症之格言，在治疗咽喉病症方面，亦应视为重要的原则。此外，对于阴虚喉痹而兼有脾胃虚弱者，张氏既避免使用辛燥伤津之品，而且还须“益气不可升阳，健脾不可温燥”，选用之药多为甘寒清润、酸甘敛阴、养胃生津之类，以缓图治效，其用意亦在于护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