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维亚尼兄弟（著名艺术家）

　　塔维亚尼兄弟的生平介绍

　　塔维亚尼兄弟，分别生于1929年9月20日维托里奥和1931年11月8日保罗。在大学期间，他们学的分别是法律和艺术，他们的创作活动开始于在比萨和罗马组织电影俱乐部。1954年-1959年拍摄了几部小型纪录片，其中包括反映意大利抵抗运动的影片《圣米尼阿托：44年7月》(1954)。与他人合写了纪录片《意大利不是富国》(1960)的脚本。

　　1962年与导演瓦·奥尔西尼合作执导了《一个将被烧死的人》获得威尼斯电影节奖，这是一部粗糙的纪实风格影片，该片由于表现了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而成为奠定意大利“政治电影”流派基础的首批作品之一。

　　塔维亚尼兄弟的另一部影片《违法婚姻》(1964)被他们自己称为“小小片”，影片由8个以离奇可笑的线索连缀起来的片断组成，其中提出了意大利的离婚问题。几年之后，在塔维亚尼兄弟独立拍摄的影片《颠覆者》(1967)中，显示了两位导演拍摄左派政治电影的雄心壮志。影片通过对意共左派领袖陶里亚蒂死后四个左派成员的不同命运，反映了60年代意大利左派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探索的艰难而充满矛盾的现实。“《颠覆者》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共产党左派进行自我批判的最有趣的文献之一”。

　　1969年，他们执导了影片《天蝎星座》，在这部寓言形式的影片中，导演们描述了一群惊慌于火山爆发而试图在异域建立新社会的岛上居民。这个年代模糊语焉不详的故事运用复杂的形象化结构和直接的政治现实素材，为观众展示了一副阴暗的图景。

　　塔维亚尼兄弟进一步的创作在许多方面体现了意大利左翼激进运动的产生、发展和衰落。1971年、1974年和1979年，他们分别执导了最讲究形式和视觉美感的《圣·米凯莱有一只公鸡》、反映意大利革命后复辟历史《阿隆桑芳》以及一部《林中草地》。

　　1977年他们为意大利电视台执导了影片《我父我主》，影片根据长篇小说《我父我主，牧童的教育》改编，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和国际影评人联合会奖。影片以集锦片的形式描述了一个撒丁岛的牧童二十年的成长经历，反映了当时意大利社会父与子、贫与富、新与旧、工业文明与民族传统之间的冲突。

　　1984年，他们执导了影片《卡奥斯》，这又是一部寓言式的集锦片，讲述了西西里地区的若干民间故事。影片根据意大利著名小说家皮兰德娄描写故乡的几个短篇小说改编而成，影片的片名在意大利语中有杂乱无章的意思，但同时又是皮兰德娄的家乡的村名。影片根据五篇小说重新做了叙事性的抒情和讽喻隐喻性的构想，组成了影片的序幕、情节和尾声。这些小说是：《米德扎罗的大乌鸦》、《另一个儿子》、《月光症》、《瓦罐》和《安魂曲》。《和母亲的谈话》作为影片的结尾和高潮，是由导演根据自己的故事拍摄的。这些风格、体裁特点各不相同的小说组成了一个完美的艺术整体。这个杂处而融一的矛盾整体，正是通过多样性的语言形式、风格、体裁给两位导演开拓了统一与总的人道主义思想的自由叙事道路。

　　1987年，两位导演将他们对于电影的热爱和对民族传统的热爱融合到影片《早安，巴比伦》中，描述了一对意大利建筑家族中的兄弟在世纪之初的好莱坞的一段经历。影片充满诗意的美和对欧洲艺术传统的骄傲。

　　进入90年代，这对导演兄弟又拍摄了《夜间的太阳》、《花月》、《你在笑》等作品，影片延续了以往作品的风格特点和艺术水准。

　　这一对意大利著名的“左派”导演兄弟，分别生于1929年9月20日和1931年11月8日。在大学期间，他们学的分别是法律和艺术，他们的创作活动开始于在比萨和罗马组织电影俱乐部。1954年——1959年拍摄了几部小型纪录片，其中包括反映意大利抵抗运动的影片《圣米尼阿托：44年7月》(1954)。与他人合写了纪录片《意大利不是富国》(1960)的脚本。

　　1962年与导演瓦·奥尔西尼合作执导了《应该消灭掉的人》(一个将被烧死的人)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奖，该片描述一个年轻的西西里农民，离乡多年重回故里，他让农民进行土改，获得了权力，又为采石场工人谋得利益，并在与黑手党和政治上的营私舞弊现象作斗争的过程中提高了自己政治觉悟，但最后却被歹徒杀害。这是一部粗糙的纪实风格影片，该片由于表现了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而成为奠定意大利“政治电影”流派基础的首批作品之一。

　　塔维亚尼兄弟的另一部影片《违法婚姻》(1964)被他们自己称为“小小片”，影片由8个以离奇可笑的线索连缀起来的片断组成，其中提出了意大利的离婚问题。几年之后，在塔维亚尼兄弟独立拍摄的影片《颠覆者》(1967)中，显示了两位导演拍摄左派政治电影的雄心壮志。影片通过对意共左派领袖陶里亚蒂死后四个左派成员的不同命运，反映了60年代意大利左派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探索的艰难而充满矛盾的现实。“《颠覆者》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共产党左派进行自我批判的最有趣的文献之一”

　　1969年，他们执导了影片《天蝎星座》，在这部寓言形式的影片中，导演们描述了一群惊慌于火山爆发而试图在异域建立新社会的岛上居民。这个年代模糊语焉不详的故事运用复杂的形象化结构和直接的政治现实素材，为观众展示了一副阴暗的图景。

　　塔维亚尼兄弟进一步的创作在许多方面体现了意大利左翼激进运动的产生、发展和衰落。1971年、1974年和1979年，他们分别执导了最讲究形式和视觉美感的《圣·米凯莱有过一只公鸡》、反映意大利革命后复辟历史《阿隆桑芳》以及一部《林中草地》。

　　1977年他们为意大利电视台执导了影片《我父我主》，影片根据长篇小说《我父我主，牧童的教育》改编，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和国际影评人联合会奖。影片以集锦片的形式描述了一个撒丁岛的牧童二十年的成长经历，反映了当时意大利社会父与子、贫与富、新与旧、工业文明与民族传统之间的冲突。1982年导演了反法西斯影片《圣洛伦索之夜》，重新把题材转向意大利抵抗运动。1984年，他们执导了影片《卡奥斯》，这又是一部寓言式的集锦片，讲述了西西里地区的若干民间故事。影片根据意大利著名小说家皮兰德娄描写故乡的几个短篇小说改编而成，影片的片名在意大利语中由杂乱无章的意思，但同时又是皮兰德娄的家乡的村名。影片根据五篇小说重新做了叙事性的抒情和讽喻隐喻性的构想，组成了影片的序幕、情节和尾声。这些小说是：《米德扎罗的大乌鸦》、《另一个儿子》、《月光症》、《瓦罐》和《安魂曲》。《和母亲的谈话》最为影片的结尾和高潮，是由导演根据自己的故事拍摄的。这些风格、体裁特点各不相同的小说组成了一个完美的艺术整体。这个杂处而融一的矛盾整体，正是通过多样性的语言形式、风格、体裁给两位导演开拓了统一与总的人道主义思想的自由叙事道路。

　　1987年，两位导演将他们对于电影的热爱和对民族传统的热爱融合到影片《早安，巴比伦》中，描述了一对意大利建筑家族中的兄弟在世纪之初的好莱坞的一段经历。影片充满诗意的美和对欧洲艺术传统的骄傲。

　　进入90年代，这对导演兄弟又拍摄了《夜间的太阳》、《野花》、《你笑》等作品，影片延续了以往作品的风格特点和艺术水准。

　　塔维亚尼兄弟的创作轨迹

　　分别出生于1929和1931年的保罗和维托里奥·塔维亚尼兄弟，从年纪上讲，基本上正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继承者所应有的出生年月，他们以后的创作轨迹也是“新现实主我父

　　二十世纪前十年出生的德·西卡、罗塞里尼、柴伐蒂尼和维斯康蒂，是“新现实主义”最初的奠基人和旗手，而他们各自的后期作品分别带出宗教和没落贵族气质，也十分符合他们的年纪和电影经历。而稍晚出生的德·桑蒂斯、罗西等人，也是“新现实主义”的中间人物，并多年保持着自己近乎固定的创作风格和轨迹，恐怕这也和“新现实主义”在他们成熟年代中所占的位置有着很大关系。同样生于第二个十年的费里尼和安东尼奥尼，却是在短暂的“新现实主义”风格后很快进入现代电影的大师行列，开创另一派风格。而再后来的一些导演，如40年前后出生的贝尔托鲁奇，就已经把来自“新现实主义”的影响几乎不露痕迹地融入自己特有的现代或者“后现代”风格之中。

　　早安，巴比伦　“新现实主义”，虽然对意大利电影和世界电影有着无穷深远的影响，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在意大利电影史上却只有短短五六年时间。“新现实主义”电影的特点是：关注现实，大多以普通人生活的真实事件为题材，实景拍摄、非职业演员演出，电影语言简练朴实，追求精确和真实，风格冷静严峻，甚至很大程度上在追求一种“禁欲主义”的真实美感。“新现实主义”在高潮之后很快成为一种影响深远的历史，很多新兴的电影风格和流派，都可以从“新现实主义”运动中找到根源。政治电影、宗教电影、民族电影、粉红现实主义电影，等等等等，都可以找到来自“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影响，各种现代派电影风格也从中得以诞生。像“新现实主义”经典作品《偷自行车的人》中，这个偷车的个体的人，已经不再是社会关注的重点了，而这个人的内心：为什么偷，偷了之前之后怎么想，就成了最需要关注的。

　　所以“新现实主义”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按照安东尼奥尼的说法，“成了一种心理上的写实主义”。随着创作出发点的变化，电影的形式也相应着做出变化，形式服务于内容，例如很多内心表现的情节，就直接导致了非职业演员的逐渐退出;而得到报道的真实事件也远远不能承载编导更深层次的思考和发挥，“作者”对于自己电影中的“生活”“参与”得越来越多，现代电影就在“新现实主义”的态度和立场的基础上，逐渐诞生。

　　塔维亚尼兄弟，50年代中期才开始电影生涯(那一年费里尼已经拍出了自己的成名作《大路》)，其时“新现实主义”作为电影历史运动，已经逐渐退出——至少是开始逐渐退出意大利影坛。而塔维亚尼兄弟的50年代作品也大多只是短小的纪录片工作，他们真正的剧情片创作开始于60年代初，此时法国的“新浪潮”运动已经推出了自己的第一批代表作，“新现实主义”已经彻底成为一个电影史上的历史事件。塔维亚尼兄弟与瓦·奥尔西尼合作编导的《一个将被烧死的人》，虽然现实主义色彩很重，题材也是来自社会现实，但和正统的“新现实主义”风格还有一些明显的区别。而到了1967年他们的第三部剧情片作品《颠覆者》，完全是对于意共领袖陶里亚诺死后共产主义事业的深刻反思，与狭义的“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关联已经越来越远，而成为意大利“政治电影”的代表作品之一。

　　七、八十年代，欧洲恐怖主义、历史悲观主义盛行。意大利也由战后悲惨的社会状况迅速发展为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社会形态迅速发生变化，近代文明甚至是古代文明被现代文明迅速吞噬。社会阶层中，小资产阶级迅速崛起，从而引发精神状态的空虚幻灭，费里尼、安东尼奥尼、费雷里等人表现这种空虚幻灭状态的作品兴起。资产阶级世界和意识出现了断裂和危机，其结果就是资产阶级世界中人们精神状态的异化，很多知识分子开始努力寻找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根源来试图消除这种精神世界的异化，从而出现了所谓的意大利“民族电影”。

　　70年代，塔维亚尼兄弟以他们的代表作品《我父我主》，脱离了纯粹意义上的政治电影，而进入“民族现实主义”的领域。影片以现实主义手法描述了农牧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冲突、父与子两代人的冲突，带着强烈的民族自省意识和隐喻风格。尽管影片现实主义色彩浓厚，但追求形式美感，同时也表明了塔维亚尼兄弟对于“集锦片”形式的喜爱和熟练。80年代，塔维亚尼兄弟的代表作品《卡奥斯》，是根据意大利著名小说家皮兰德娄的小说集拍摄的西西里寓言故事集锦片，也是塔维亚尼兄弟“民族现实主义”电影的代表作品。

　　进入90年代，消费主义统治一切，历史意义和人的价值被消解到最低，人们在无所适从中被卷入无意义的消费时刻，一系列这样的消费时刻组成了人的一生，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被归结为一系列的消费时刻。塔维亚尼兄弟可能就是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所以在他们90年代的作品中，似乎都带着一种近乎无可奈何的悲观氛围，而作品流露出的徘徊迟疑和暧昧不清也成了他们作品的致命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