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塞维茨（军事家）

　　克劳塞维茨简介

　　1803年从柏林军官学校毕业后，任奥古斯特亲王副官。1806年10月随亲王参加奥尔施泰特会战时，被法军俘虏，翌年底获释。1809年初调普军总参谋部工作，任总参谋长兼军事改革委员会主席G.J.D.von沙恩霍斯特的办公室主任，协助沙恩霍斯特从事军事改革。1810年秋任军校教官，并为王太子讲授军事课。1812年春，主张联合俄国抗击法国，因不满普鲁士国王同拿破仑一世结盟而辞职，转到俄军，在骑兵军和步兵军司令部中任职。1814年回归普军。翌年任G.L.布吕歇尔军团第三军参谋长，参加利尼会战。1818年5月任柏林军官学校校长，9月晋升为少将。任校长职12年，潜心研究战史和从事军事理论著述。1830年任炮兵第二监察部监察。1831年5月任驻波兰边境普军参谋长。同年11月卒于布雷斯劳。克劳塞维茨去世后，他的妻子于1832～1837年整理出版了《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将军遗著》，共10卷，1～3卷为《战争论》，其余为战史著作。 法国大革命、历次拿破仑战争和19世纪初欧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对于克劳塞维茨世界观、军事观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克劳塞维茨虽然对法国大革命持反对态度，但他同时也清楚地看出了这次革命在军事上引起的根本性变化，并对封建主义军事理论进行了尖锐的抨击。

　　可是，克劳塞维茨的观点仍是资产阶级的中庸思想：在进步的观点中夹杂着反动思想、普鲁士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克劳塞维茨观点的理论基础是德国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他以这种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为指针，在资产阶级军事科学中首次对战争和军事学术等一系列现象的相互联系和发展作了分析。

　　克劳塞维茨研究了1566～1815年期间所发生过的130多次战争和征战，撰写了论述荷兰独立战争、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战争、路易十四战争、菲特烈二世战争、拿破仑战争、1812年卫国战争、1813年德意志解放战争等许多军事历史著作。克劳塞维茨的主要著作是《战争论》。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

　　《战争论》的结论是：“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战争必不可免地具有政治的的特性，……战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是政治本身，政治在这里以剑代表，但并不因此就不再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思考了。”对于克劳塞维茨的这一论点，列宁曾给予极高评价。列宁称他为“一位非常有名的战争哲学和战争史的作家”。 然而，作为唯心主义者的克劳塞维茨，把他国家的政治视为整个社会利益的代表，而不懂得政治本身的发展动力就是阶级斗争。他认为战争只不过是对外政策的继续，而没有认识到战争同对内政策的联系，把政治与经济、政治与社会制度、政治与阶级斗争割裂开来。由于他没有揭示出战争的社会性质和阶级本质，所以在他论述具体战争时，就无法阐明战争的侵略性或正义性。

　　克劳塞维茨认为“每个时代均应有其特定的战争”，军事学术的变化是由“新社会条件和社会关系”引起的。这些判断是正确的。但他并不理解究竟是什么决定了军事学术的发展，所以他对这一点的解释是相当矛盾的。

　　克劳塞维茨在研究军事学术理论及其组成部分--战略学和战术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反对军事学术中的“永恒的原则”，认为战争现象是不断发展的。同时，他又否定在军事发展上存在规律性，并且断言“战争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领域，是一个充满不确实性的领域”。

　　克劳塞维茨是第1个在西方军事科学中明确提出了交战、战局乃至整个战争的一些实施原则：最大限度使用全部力量;集中尽可能的兵力于主突方向;发挥军事行动的突然性、快速性和坚决性;有效地利用既得战果。

　　克劳塞维茨揭示了精神因素的制胜作用，这也是他对军事理论的重大贡献。克劳塞维茨认为，主要精神力量是：统帅的才能、军队的武德及其民族精神。然而，由于克劳塞维茨没有弄清战争的社会本质和民众在战争进程中、战争结局中的决定性作用，过分地夸大了统帅的作用，因此他就无法认清精神因素的真正源泉。

　　克劳塞维茨死后出版的著作，构成了西方军事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完整阶段。后来的西方军事思想家甚至利用克劳塞维茨一些矛盾的观点，为军事思想中的反动论点进行辩护。西方把克劳塞维茨捧为“空前绝后的军事经典作家”，大肆宣扬克劳塞维茨关于夸大个人作用和认识战争充满偶然性因素的观点，特别是鼓吹他那种有关战争残酷无情的思想，为强者国家有权采用最野蛮的武力方式作辩护。

　　这些观点在德国反动军队中，特别是在法西斯专政时期盛行。一些现代西方思想家仍然推崇这些观点，竭力证明，帝国主义集团挑起和进行的战争和武装冲突，与剥削阶级的侵略政策毫不相干，并且把这些战争说成是“全民”的战争，甚至美化为“革命”的战争。现代帝国主义军事思想界竭力使克劳塞维茨理论遗产中的错误论点，适应他们今天的需要，这就证明了西方军事思想的局限性。